魏道儒宁波佛教文化的历史积淀与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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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来有“东南佛国”之称，佛教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在整个浙江佛教文化中，宁波佛教文化又是其中特点鲜明、发展潜力巨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宁波佛教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自唐末五代开始全面兴盛起来，尤其是两宋时期的佛教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对此后的整个中国佛教演进产生深刻影响，并且传播到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积淀的宁波佛教文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重要的社会价值，值得开发和弘扬，本文拟从两个方面说明宁波佛教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未来发展。

第一，中国化的弥勒信仰是中印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晶，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美德，寄托着广大信教群众的追求和期盼，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值得开发和弘扬。在印度佛教信仰文化中，佛崇拜、罗汉崇拜和菩萨崇拜可以说是三大信仰体系，深深影响着中国佛教信仰体系的形成和演变。相对说来，中国佛教中关于佛、罗汉和菩萨的崇拜内容既有忠实接受、传承印度佛教的成分，又有根据中国社会具体情况进行变革、丰富和创新的内容。宁波奉化市雪窦山的弥勒佛，就是中国佛教在印度佛教基础上的创造，长期成为流行于中国社会的最著名的佛菩萨信仰，并且影响到国外，从而具有了国际性。弥勒信仰起源于部派佛教时期，在大乘佛教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关于弥勒各种事迹的记载，散见于多种大小乘佛教经典中。综合各种弥勒经典的记载可以看到，弥勒信仰不同于一般的佛、菩萨信仰，其特点是集中释迦弟子、菩萨、未来佛三者于一体的一种综合性信仰对象、崇拜对象。在佛教的罗汉、菩萨和佛这三种信仰体系中，弥勒信仰可以说是一种特点鲜明的特殊信仰对象。弥勒信仰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时间很早。东汉所译《道行般若经》、两晋陆续译出的《放光般若经》、《摩诃般若经》、《维摩经》等，都载有弥勒信仰的内容。此外，西晋竺法护译《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持心梵天所问经》卷四、前秦竺佛念译《菩萨处胎经》、后秦鸠摩罗什译《思益梵天所问经》卷下等，也都有关于弥勒菩萨宣说佛法或上生兜率天、出世成佛的内容。在中国佛教史上，无论是在佛教界内部还是在社会各阶层信众中，关于弥勒的信仰时断时续，时兴时衰。就其信仰内容而言，主要还是接受佛教译籍中的内容，中国本土的创造发挥并不是很多。自五代开始，奉化布袋和尚契此开始被认为是弥勒佛的化身，由此开启了佛教界和社会各阶层信众共同参与的中国弥勒佛的塑造过程。从《宋高僧传》开始，历经宋元明清，关于弥勒化身布袋和尚的塑造过程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弥勒佛信仰的内容不断丰富起来，增添了越来越多的翻译经典中没有的内容。这种传说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信众接受，供奉其塑像的寺院越来越多，其传说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这是从印度佛教崇拜对象到中国佛教崇拜对象的转变过程。关于中国弥勒佛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我们在这里只是说明，在以布袋和尚为化身的弥勒佛信仰中，所重点强调的一些内容不但有来自佛教译籍的因素，更有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因素，反映了中国信众对理想品质的追求、向往和期盼。其一，弥勒佛的精神是用中国禅宗理论塑造的，弥勒是中国禅宗理论的体现者，是中国禅学的化身。作为一位开悟的禅师，布袋和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觉悟的体现，这就是对禅宗基本理论的弘扬和阐释。布袋和尚的一首颂：“只个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纵横妙用可怜生，一切不如心真实。”分明是宣扬禅宗心学基本理论，把修心、净化心灵作为解脱的手段，把开发自我、完善自我作为成佛的途径。这样的内容不能说有关弥勒的经典中完全没有，但其核心内容毕竟是有着中国人的创造。其二，宣扬中国人推崇的处世态度、良好心态和优秀品质。以布袋和尚为外在形象的弥勒佛信仰，突出倡导豁达乐观、坦诚宽容、助人为乐的性格，倡导慈悲济世，救苦救难，利乐众生的精神。这些内容既可以从佛教译籍中找到直接根据，也能从特有的宁波人文文化中，在儒家道家的文化中找到相同的精神元素。所以，这些难分内外的内容，正是反映了弥勒信仰是中印文化交流互鉴的结晶。其三，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精神、审美情趣以及民族性格、理念和追求在弥勒信仰方面得到集中体现，使弥勒成为中国佛教的形象大使，成为中华民族在一个方面的形象代表。在印度佛教中，无论是现在佛也罢，过去佛也罢，未来佛也罢，诸佛都有异常的庄严相貌，有所谓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种好。佛因功德而具有的相貌不但与凡人形成质的区别，与天神也完全不一样。然而，被供奉的中国弥勒佛极端不庄重的坦胸露乳、极端不严肃的张口大笑、极端不礼貌的箕踞而坐，都成为圣者的象征；疯癫的行为，无定的言语，都成了智慧、幽默、风趣、慈悲、度世的表现。这种在丑拙中显示美好，在诙谐中表现庄严，在揶喻中显露慈悲的巧妙艺术处理，都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审美标准、审美情趣的体现。诸如此类的内容，都是佛教弥勒类经典中所没有的，属于中国信众的创造。也正是运用中国固有的审美标准塑造出弥勒形象才为中国人所欣然接受，所喜闻乐见，所顶礼膜拜。在中国化的弥勒信仰中存在的印度佛教因素和中国传统文化成分，很充分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宽容、和善、智慧、幽默、快乐的精神，反映了中国人对现实的衷心热爱，对未来的殷切期盼。这些充满正能量的精神内容，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信仰领域，有着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维护家庭和睦、融洽社区邻里关系的作用，有着可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宝贵价值。宁波雪窦山历来被认为是弥勒根本道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在雪窦山弘扬弥勒文化已经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宁波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自年起，奉化市已连续七年成功举办中国（奉化）雪窦山弥勒文化节。在建设雪窦山过程中提倡的“以建筑弘扬文化，以弘法利益社会，以慈善服务大众，以教育引导思想，以修持净化人心，以旅游造福一方”的思想理念，在雪窦山弥勒道场规划过程中提出的“五方弥勒”建设理念，三慧规划理念等，都是适合现代社会的积极发挥、有益创造，是为展示弥勒文化内涵，传递弥勒精神做出的积极努力。正因为宁波弥勒文化有丰厚的历史积淀，今天进一步对弥勒文化进行开发、丰富和弘扬，其前景是不可限量的。第二，宁波佛教文化是中印佛教充分融合之后形成的最适合中国社会的宗教形态，直接影响现代佛教发展的基本走向，并且在历史上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弘扬中国佛教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在实施“一带一路”伟大战略中，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中国佛教发展的大势说来，自汉代到隋唐，尽管江南曾有多个地区几度成为佛教兴盛地，但是佛教最兴盛的地方，始终是在北方地区。尤其是隋唐时期，在中国佛教理论创造达到鼎盛的时候，佛教的发展中心也是与当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相一致的。从唐末开始，佛教的发展中心开始从北方向南方转移。尤其随着宋朝廷的南迁，加快了佛教发展中心南移的历史进程。南宋时期，佛教的发展中心与政治中心是一致的。也正是在两宋时期，中国佛教实现了其影响此后千年发展的转型过程。这个佛教的转型就是找到了最适合中国社会的佛教形态——禅宗。浙江地区当时正是两宋禅学最兴旺发达的地区之一，成为中国佛教实现转型的地方。这个佛教转型过程开始于唐末五代，完成于两宋。唐武宗灭佛之后的整个唐末五代，禅宗的修行理论和实践向两个方面拓展：第一个方面，一些丛林领袖努力突出本宗的个性，把本宗的独特教义推向极端，表现出与传统佛教完全格格不入的特点。整个唐末五代盛行于丛林的机锋棒喝，在机语酬对中生发出来的呵佛骂祖、非经毁教言行，把禅宗在自耕自食生产、生活基础上倡导的自证自悟教义推向极端。这种现象既有为扫除一切旧观念鸣锣开道、为树立新思想擂鼓助威的功能，同时又有亵渎佛教崇拜对象、损害佛教社会形象的严重弊端。佛学本来是一种多元结构，这种纯禅就否定了许多佛教自身固有的、必不可少的思想、信仰要素，既不利于佛教向不同社会阶层传播，也不利于禅宗自身的发展。正因为这样，诸如此类的现象可以新鲜、时髦于一时，不能疯狂、泛滥于长久。进入宋代，这种以极端言语行动为表现形式的狂禅就逐渐销声匿迹了。第二个方面，一些禅门宗匠倡导全面继承佛学遗产，以禅学为基础统摄、吸收、改造、容纳各种佛教理论与实践，把此前禅宗前辈们否定、抛弃的内容再重新收集回来，使禅学成为整个佛学的集大成者。这种可以称为“综合禅”的思想和实践逐渐发展起来，到宋代就成为禅宗的主流。这种“综合禅”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禅宗不仅对内融合整体佛教的各个部分和各个门类，而且对外进一步融合儒家、道家思想，使禅宗在成为集中华文化发展之大成的道路上不断行进。唐末五代禅学发展的这两条路线，就成为禅宗实现转型的具体过程，也成为中国佛教转型的具体过程。禅宗在唐末五代转型所获得的结果，就是佛教在中国最终找到适应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基本宗教形态，为此后千年的中国佛教发展奠定了派系组织基础，指明了学说思想演进方向。从此以后，禅宗的派系演变基本代表了中国佛教派系的演变，禅学的发展也就基本等同于整个中国佛学的发展。两宋时期是这种中国佛教新格局形成的时期，也是浙江成为中国佛教最兴盛地区之一的时期，宁波佛教文化也逐渐成为这个兴盛地有代表性的组成部分。因此，宁波佛教在派系上是以禅宗为主，在理论上是以禅学为主，属于完全转型后的中国佛教形态。从这个时期开始，在宁波的雪窦寺、阿育王寺、天童寺等多个寺院出现众多禅宗大家，引导佛教的发展。以天童寺为例，从宋代到近代，出现的有影响的佛教思想家或佛门组织领导者有佛国惟白、宏智正觉、长翁如净、密云圆悟、木陈道忞、寄禅敬安、宏悟圆瑛等。在这些佛教大师中，有些人不仅全国知名，而且具有国际影响。宁波佛教文化的兴盛与其成为推动佛教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力量，在时间上是基本一致的。古代历史上，中国人在弘扬佛教方面，主要做过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是“求法取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域外佛教文化传到中国。这个过程主要集中在从汉代到北宋末年的将近一千年时间里。其二是“弘法传经”，指的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这个过程主要从隋唐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中国人从以“求法取经”为主转变到以“弘法传经”为主，是从隋唐时代开始的，这正是中国从最大佛教输入国向最大佛教输出国的转变时期。宁波佛教文化正是在这种转折中兴盛起来，并且持续做出了重大贡献。宁波佛教文化具有不断向外拓展、持续走向世界的动力和活力，这也是与宁波的地理位置优势分不开的。从唐代开始，宁波就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港口，运输联通东北亚、东南亚乃至更遥远的地区和国家。历宋元明清，宁波也成为佛教外传的重镇。宁波历史上的许多重要寺院，比如市区的七塔寺、保国寺、宝庆寺，慈溪的五磊寺、金仙寺，鄞县的天童寺、育王寺、金峨寺；奉化的雪窦寺、岳林寺，或者成为中国僧人海外弘法的出发地，或者成为朝韩半岛、日本或东南亚各地学问僧的落脚站。无论是传法的中国僧人还是求法的外来僧人，他们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把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传播出去。佛教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阿育王、天童、七塔、雪窦等很多寺院，或者成为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佛教派系祖庭，或者有法脉流传至今。发扬宁波佛教重视对外传播的历史传统，在当今实施建设“一带一路”战略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宁波地区的一些寺院实际上已经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在地方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宁波佛教界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法，加强与国外佛教界和社会各阶层的联系，寻找自己的传承法脉，开辟新的弘法场所，随缘设化，应机说法，为当代各种文明的交流互鉴做出了贡献。由于宁波佛教文化历史上有对外弘扬的优良传统，今天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总之，宁波佛教文化中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能够为当今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建设和谐世界提供可资借鉴、利用和转化的优秀传统资源，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特殊积极作用。开发、丰富和弘扬宁波佛教文化具有不可限量的前景。

编辑/宽平宏煜

（本文曾刊发于第94期《宁波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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