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历史宁波古村落风俗历史的演化

我们今天来了解下宁波历史之宁波古村落风俗历史的演化的故事，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春秋时地处吴越，战国中期以后为楚国辖地。公元前年，秦始皇平定楚江南地，设置鄞、鄮、句章三县，属会稽郡；两汉、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县除隶属的州、国和郡名时有变动外，其区域范围基本未变；隋朝时同余姚合并称句章县，属会稽；唐初改置鄞州，武德八年改称鄮县，属越州；及至唐开元二十六年（），根据日湖、月湖而得名明州；明朝时为避国号讳，改称宁波府，地域范围大致不变；清宁绍台道，驻宁波；年划鄞县城区设宁波市。

宁波的村落风俗在上述复杂的历史变迁中随之变化，并呈现了随着历史演变的阶段性特点。民俗文化因民而生，宁波的民俗文化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或更久，这点可以从年在浙江余姚发掘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得到证实。它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村落遗址，反映了七千多年前宁绍平原包括舟山在内氏族的生活生产状况。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陶、骨和木制的生产和生活用具，种类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使用耒耜，还有发现了大量人工栽培的稻谷，这些都表明了宁波很早就有稻作文化，并在生产生活中演化了很多独特的民俗文化。

比如河姆渡人的捕鱼习俗，根据出土的骨鱼镖（长约6～9厘米，取材于大、中兽类的管状骨头）可以发现河姆渡人运用这种镖制成的渔具捕鱼很方便，从而形成了“饭稻羹鱼”的饮食习惯；陶釜的大量出土可以看出“煮”已经是河姆渡人最主要的饮食方法之一；又如从出土的苇席残片、用植物细纤维搓成的绳索可以看出河姆渡人在衣饰习俗方面的取材状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地处越地的宁波开始与当时的吴国开始有生产生活习俗上的融合，形成了强大的吴越文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水耨。”短短几句话，就勾勒出了当时吴越人的生产方式和饮食习俗。

《吴越春秋》记载，当时越国闹饥荒，向吴国求援，“吴王乃与越粟万石”“二年，越王粟熟，拣择精粟蒸，还与吴”。从种植传统和自然条件看，当时的“粟”应该指稻。一借一还之间量达万石，可见当时吴越的生产规模巨大。在吴越文化的交融下，生产工具更加先进，生产习俗也更适合稻作。捕捞工具和舟船技术也有较大的发展，江河湖泊中丰富的水生鱼类已经成为主要食物，“饭稻羹鱼”就是对当时浙江先民饮食习俗的最好体现。当时宁波风俗文化也开始对中原地区有影响，如丝织，虽然古有黄帝妻子螺祖发明养蚕的神话，但丝织的技术源于宁波，这点可以在河姆渡出土的蚕纹图案和编织纹饰中得到证实。

至秦汉时期，包括宁波文化在内的越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并存，并慢慢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宁波乃至浙江一带的越人在秦汉时期其经济形态相对于北方中原地区来说是比较落后的。像鸟田、象田都是当时比较原始的生产方式。当时的生产方式是混合的，有稻作，有渔捞，也有狩猎。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宁波人渐渐学习中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由于南方和北方的自然条件不同，因此必须经历边学习边改造边适应的漫长过程，如牛耕技术，南方人到唐代才普遍掌握适合自己的新的牛耕技术。宁波当时的信仰是原始的，也可以说是“原创”的——很多史料记载宁波当时把鸟作为信仰，如奉化溪口镇民间认为稻种是麻雀带来的。

后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才有道教、佛教信仰，民间信仰随之丰富。魏晋南北朝时期，宁波风俗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受移民的冲击而产生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当时，由于政权更替而导致的社会动荡，致使北方移民大量迁入浙江地区，对浙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宁波当然不能避免。这次移民对整个浙江的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带来的直接结果是语言、文化形态、生活习俗、信仰方式的部分融合甚至改变。以信仰为例，佛教的进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宁波的信仰习俗。《高僧传》就有记载佛法让当地的许多人放弃原先的巫术、方术而皈依佛门。到了隋唐时期，宁波文化开始跟随浙江文化渐渐融入汉文化，如道教、佛教开始在浙江兴盛，宗教信仰开始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

又如婚姻习俗开始受中原制度和文化影响，婚姻要有“媒妁之言”，要“门当户对”等，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的特点。宋代是整个浙江文化、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是宋室南迁后，浙江更是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明州（宁波）早在北宋时期就是全国三大海外贸易港口之一。时人杨蟠有诗描述道：“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南宋之后，经济更加繁荣，南北文化的大融合是当时主要特征，同时在融合的大背景下，必然引起宁波本地风俗文化的重大变化。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产生了质的发展，“重农轻商”“重本抑末”“农本工商末”等传统思想在宋代有所扭转，社会风气开始转向奢靡享乐。

一是饮食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本南方人食米，北方人食面，随着北方人南迁并开始经营饮食业，使南方的饮食结构、烹饪方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二是服饰方面，北方贵族的服装样式和发饰也随之传来，上层社会的引导对整个浙江的服饰风俗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影响。三是文化娱乐方面也有不少是继自北方汴京的遗风。清初，满汉文化融合。在明时，宁波的民俗文化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区域化特征。清军入主中原后，满汉冲突强行使民俗融合，满族与汉族本有着明显的民族差异，比如发饰，满族男子把头顶前半部分头发剃光，后半部分则留发，并梳成辫子在脑后，而汉族的男子则不剃发，在头顶束发。

在清初，汉人的头发满化曾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从“留发不留头”可见一斑，是民俗文化冲突和强行融合的代表性事件。清末，列强入侵，《南京条约》中宁波被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又是一次与西方外族文化的融合。西风东渐，洋人在宁波造洋房、建教堂，与本地居民贸易往来，洋装流行，西餐开始在中国人的桌面上，都对宁波风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综上所述，宁波民俗文化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特点，看似是一种偶然，没有可以遵循的固定规律。其实它的发展无不受到当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从哲学的角度上看，民俗文化的变化既是一种偶然，同时也是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等各种因素影响下的必然。虽然宁波的风俗文化一直处于与其他异质文化的碰撞交融之中，但宁波风俗文化始终保持本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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